他找着了巡逻的乘警，把硬座车厢里的十几个小偷清扫了一遍，全部带回餐车。

正当他和另外两人商量如何才能在不伤及普通乘客的情况下，把拿着枪的劫匪处理掉时候，刚才那帮绑他，把他关进办公室的劫匪居然又回来了。

惠警长以为他们已经扫荡完毕，打算到餐车来做结算分账，到下一站就下车了。

两个持枪乘警如临大敌，刚才惠警长说了，对方至少有三把土枪。

他俩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镇得住场面，如果这些劫匪抓乘客当人质怎么办，还能开枪吗？

结果这些劫匪像是吓破了胆，如同打晕了兔一样，有人甚至自暴自弃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等着命运的安排。

王雪娇看出了惠警长的紧张，可是她什么都不能说。

这一车厢的歹徒最多有一两个是死刑，其他的大概十年，表现好八年就出来了。

人群里甚至还有几个脸明显都没有长开的小崽子，最多十二三岁，他们连工读学校都不会进，只会被家长领走，然后继续为祸天下，等到年龄才会被处理。

但其实他们已经有视力、有记忆力，甚至有了自己的是非观，有了自己的选择。

当初红队灭前任特科负责人的时候，就因为一时心软，放了他的女儿和上中学的侄子，结果侄子被人找出来，带着军统在大马路上指认那天去他家的红队成员。

这些被指认出来的人，受不了酷刑，又拉扯出更多的人，给地下工作造成巨大损失。

王雪娇认真学习此案例后，学会了三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