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日周五傍晚五点五十六分，手机响了。我一边接电话，一边乘观光梯下楼。他站在旋转门外等我。夜幕渐近，街道上杨花飞翔，空气中荡漾着丁香的芬芳。我告诫自己，待会儿不要只顾着埋头大吃，日本料理固然是人生大事，聆听约会男主角的内心独白也不能偏废。毕竟这是我新晋“败犬女”的第一年，新身份要有新气象。

于是晚餐时候，我总算没有错过王小山的重要宣言。

他告诉我，其实他就是“胡桃公子”。早在二〇〇三年夏季，他就义无反顾地爱上了我。他说，那时候茂名路的弄堂口还没有seven–eleven，同样位置的门面上是一家好德超市，他暑期就在那

里打工，九元钱一个小时。

整整两个月，他每天都看到我去买东西，三明治、饮料、关东煮、方便面、饼干、洗发水沐浴露、牙刷牙膏、散利痛，就好像我的一日三餐，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依靠这家超市。他说，我总是穿着一条白底带蓝点的连衣裙。我怎么不记得我有过这么一条裙子了。我甚至不记得门口的超市曾经叫做“好德”，对收银机后面的人更是毫无印象。

他还说，那时候的我不怎么快乐，少言寡语，习惯低头皱眉毛。他打工结束以后就在附近吃饭，有时候会不由自主地走在我背后，傻乎乎地看我。他跟着我在电影院的售票处排队，总是离我四五个人的距离，我排到了，他就离开。可是一转身，他发现我并没有走进电影院，我只是坐在台阶上一个人发呆。

在我的记忆中，二〇〇三年暑假的这段日子，应该正处于我和“柠檬”的热恋期。我清晰地记得，他时常来看我，我们在茂名路附近到处闲逛，吃遍了街头巷尾的生煎包、大小馄饨和葱油拌面，我们说笑不断，手拉着手，形影不离，几乎都忘了时间是怎么流走的。原来在以为最好的时光里，我依然会皱眉毛，会独自看电影，会困顿在一个人的世界中。

接下来，王小山掏出个红丝绒小盒子，向我求婚。我很意外，以至于有些生气了。我说：“你不知道这儿点餐是限时三小时的吗？吃的时间已经很紧张了啊。”

王小山摸着鼻子说：“我觉得这儿环境很雅致呀，还有座垫可以下跪。再说服务员都陪我跪着，也不尴尬。”

我想王小山是误解了我的意图。一周前，我说我想搬家。他可能以为，这是在暗示他，我想要脱离单身生活。要不然搬出自己家的房子，难道还打算另租房子住？可是我真的是这么想的。搬出办公楼由不得我，离开另一个伤心地我总可以做主吧？

王小山试图说服我，举出单身生活种种不便与危险之处。“身边有个喘气的总比没有好吧？”他不惜自贬为一个最基础的生命体。

我又吞下六个赤贝寿司以后，向他宣称，我打算养一只猫，蓝色的英国短毛猫，要有一张忧郁的大饼脸。梅雨时节，看见它在窗前忧国忧民地看雨，我就不会发愁。夜深人静时，如果它趴在电脑键盘上一脸悲哀地打盹，我就会意识到过度沉湎于网络世界有多不健康。我还可以从孟雨那里把“14365”讨来喂给它吃。对了，还有其他三十九只参加过“爱得康”实验的老鼠，反正它们已经疯了，不知道痛苦，今后也没法参加别的实验。

王小山手指抠着桌面，噎了半天，忽然郑重其事地问我：“你是不是真的把那两瓶‘爱得康’倒掉了，你确定你在倒掉之前没有吃过一两颗吗？我怎么觉得你跟普通人类有点不一样呢？”

四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周六下午两点十二分，我从牛奶箱里取出钥匙，开门走进三〇一。搬家太仓促，我还有一部分行李留在茂名路的房子里，趁着双休，来整理和取走一部分。

卧室凌乱，像是主人匆忙逃难，搬走了一部分生活用品，把另一部分随意堆在各处的空地上。有一个奇怪的振动在持续地响，细小的电钻，还是迷你风扇。我找遍了整个屋子，最后在窗台上发现了声源。窗台上搁着几个小药瓶，我吃完了里面的散利痛，就随手扔在那里，开着口，窗户也一直洞开着。一只苍蝇闯进了其中的一个瓶子，在里面四处乱撞，找不到出口，不知被困了一个小时，还是一个星期。

我拿起一个粉红色的瓶盖，顺手就把药瓶盖上了。我拿起这个瓶子对着阳光端详，是一只极小的苍蝇，身躯柔弱，腿足纤细得几不可见。药瓶上写着的日期是“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七日以后”。

想起一年前，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七日周日那个温暖的午后，比尔发动我一起张罗这些小瓶子。

“为什么还要写上二〇一〇年啊，光写几月几日不就够了？”我问比尔。

他不紧不慢写完手中的瓶子，才抬起头来回答我，“因为将来还有二〇一一年、二〇一二年、二〇一三年，我每年都得管着你，不乱吃药，不胡思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