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亨利·希金斯效应

结果是,对“参考人”来说属于安全范围的辐射水平,对女性来说却绝非如此。[19]一系列常用的化学物质也是这样。[20]然而,默认男性标准并套用于全人类的方法仍然存在。[21]化学物质的测试方式令情况变得更糟。首先,现在的通行方法仍然是测试单次接触的单个化学品。但无论是在家里(清洁产品和化妆品),还是在工作场所,都往往不是女性会碰到的情况。

在美甲沙龙里,工作人员几乎全是女性(而且通常是移民),工人们每天都会接触大量化学物质,它们“通常存在于指甲油、洗甲水、甲油胶、可卸甲油胶、消毒剂和黏合剂中,而这些都是她们工作中的主要用品”。[22]这些化学物质许多都与癌症、流产和肺部疾病有关。有些可能会改变身体正常的激素功能。在有偿工作结束之后,这些女性有很多会回家开始无偿的第二轮班,在那里,她们将通过常见的清洁产品接触到一系列跟工作场所中不同、但普遍存在的化学物质。[23]这些化学物质混合在一起的影响几乎还是未知的,[24]不过研究确实表明,接触混合化学物质可能比接触单一化学物质的毒性大得多。[25]

大多数化学物质的研究都集中在皮肤吸收上。[26]先不考虑男性皮肤较厚,所吸收的化学物质可能与女性不同的问题,皮肤绝不是美甲沙龙中女性吸收这些化学物质的唯一途径。许多化学物质极易挥发,这意味着它们在室温下会蒸发到空气中,然后被人体吸入。此外,还有磨指甲产生的大量粉尘——指甲上涂着丙烯甲油胶。关于这些物质将如何影响工人,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但是,相关数据在不断积累——尽管当中仍然充斥着缺口。安·罗尚·福特是一名女性健康研究人员,她跟我讲述了她们是如何开始意识到加拿大可能存在问题的。她解释说:“多伦多市中心一个离唐人街很近的社区卫生中心发现,有很多妇女来到诊所,而且她们都出现了一系列特殊症状,传统上这与化学品暴露有关。”结果发现,她们都是美甲沙龙的工作人员。几项有关美甲沙龙空气质量的研究表明,店面的空气质量很少超过职业暴露的上限,但这些上限依据的数据没有考虑到长期慢性暴露的影响。在涉及内分泌干扰物(EDCs)时,这个问题尤其重要,因为与大多数毒素不同,即使在非常低的浓度下,内分泌干扰物也可能是有害的,它们广泛存在于塑料、化妆品和清洁剂中。[27]

内分泌干扰物会模拟——因而会扰乱——生殖激素,“触发细胞和器官功能的变化,对体内各种代谢、生长和生殖过程产生影响”。[28]关于内分泌干扰物及其对女性影响的数据很有限。[29]但是我们已知的信息足以让我们停下来,当然也应该足以引发一场全面的数据收集计划。

目前已知内分泌干扰物与乳腺癌有关,几项研究发现,美容师患霍奇金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和卵巢癌的风险尤其高。[30]职业健康研究人员吉姆和玛格丽特·布罗菲夫妇在调查汽车塑料工作场所(这里是生产汽车塑料零部件的地方)使用的化学物质时表示,“我们发现正在使用的物质中,没有一种不被怀疑”与乳腺癌致癌物和/或内分泌干扰物有关。布罗菲指出:“如果你正在露营,或者身在营火旁边,只要有人往里面扔了一个塑料瓶或者聚苯乙烯泡沫的杯子,大家肯定会赶紧跑开。那种气味足以说明它是有毒的。而这就是这些女性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她们工作时要使用热塑成型机来加热这些充满各种内分泌干扰物的塑料粒子。”

如果女性在工作中会接触到乳腺癌致癌物或内分泌干扰物,工作10年后,其患乳腺癌的风险将增加42%。但布罗菲夫妇发现,在汽车塑料行业工作10年后,女性患乳腺癌的可能性会增加2倍。“如果你不到50岁,在绝经前患乳腺癌的风险能增加5倍多。”据估计,哪怕只在这个行业工作1年,患乳腺癌的概率也会增加9%。[31]

世界卫生组织、欧盟和内分泌学会都发布了有关内分泌干扰物危害的重要报告,内分泌学会还着重将内分泌干扰物的使用与工业化国家乳腺癌发病率的显著上升联系起来。[32]然而,在许多国家,对内分泌干扰物的监管充其量只能说是参差不齐。邻苯二甲酸盐是一种用来使塑料变软的化学物质,一部分邻苯二甲酸盐表现出了内分泌干扰的特性。它们存在于“从儿童玩具到浴帘的各种产品中,也被用于指甲油、香水和保湿霜,还可以在药品的外层包装和医疗设备的软管中找到”。

在加拿大,“只有儿童使用的、柔软的乙烯基物品对内分泌干扰物有明确规定;而加拿大化妆品行业中的使用基本上不受限制”。在欧盟,从2015年起,除非获得特定用途授权,否则不能生产内分泌干扰物,但从国外进口的产品则不受此类限制。在美国,没有联邦法律要求厂商在清洁产品中列出成分(美国70%的家庭清洁工作是由女性完成的,89%的家庭和酒店清洁工是女性——其中大多数是少数族裔),最近的一份报告发现,即使是所谓的“绿色”清洁产品中也含有内分泌干扰物。[33]2014年,护舒宝卫生巾接受测试时,被发现含有“大量化学物质——包括苯乙烯、氯仿和丙酮——这些物质已被确定具有致癌性或生殖发育毒性”。[34]

很明显,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关于女性接触化学物质的数据。我们需要按性别分类和分析的数据,这当中需要包括生殖状况。[35]而且,要掌握这些物质对女性身体的影响,就需要对她们进行检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往往只检查胎儿和新生儿。[36]我们需要研究人员认识到,女性在做无偿工作时经常要在工作场所进进出出,并一次从事多项工作(用罗里·奥尼尔的话来说,这可能导致“混杂暴露”),这意味着,如果研究只追踪单一的、当前的就业情况,就很可能存在显著的性别数据缺口。[37]

毫无疑问,由于职业卫生研究中存在的性别数据缺口,女性正在面临死亡的威胁。毫无疑问,我们迫切需要开始系统收集工作场所中女性身体的数据。但这个故事还有第二部分,正如根深蒂固的优绩主义神话所示,缩小性别数据缺口只是第一步。下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是让政府和组织真正利用这些数据来制定相关政策。现在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

在加拿大,即使存在按性别分类的化学接触数据,政府“仍然用同一套标准规定许多物质的每日平均摄入量”。[38]在英国,每年约有2000名女性因工作患上乳腺癌,但“由工作引起的乳腺癌不在国家规定的职业病清单上”。[39]因石棉暴露引起的卵巢癌也未被归入职业病,尽管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石棉列为最高风险等级的致癌物,而卵巢癌也是英国女性中最常见的妇科癌症。事实上,英国卫生和安全管理局甚至没有追踪、统计与石棉相关的卵巢癌病例。

我们之所以没有意识到传统上由女性主导的行业中的风险,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工作通常是妇女家庭工作的延伸(只不过规模更大,因此也更繁重)。但是,职场女性的数据缺口不仅出现在女性主导的行业。正如我们所见,即使女性在男性主导的行业工作,她们也被视为“混杂因素”,而且关于女性员工的数据也没有得到收集。

其结果是,即使是保持良好卫生和安全记录的行业也依然辜负了女性。到2007年,美国有近100万女性农场经营者,“美国市场上几乎所有的工具和设备都是为男人或某些‘普通’用户设计的,他们的体形、体重、力量等都主要符合普通男性的标准”。[40]这导致工具太沉或太长,手持工具不够稳当,把手和握把的大小或位置不当(女性的手平均比男性的手短2厘米),以及机械设备太重或难以控制(例如,拖拉机上的踏板离座位太远)。

关于女性在建筑施工中受伤的数据非常少,但纽约职业安全与健康委员会指出,美国一项针对工会木工的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扭伤或拉伤手腕和前臂,并出现神经性疾病。由于缺乏数据,很难找出背后的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女性较高的受伤率至少有一部分(即便不是全部)原因在于“标准”的建筑工地设备是依据男性身体设计的。

英国妇女设计服务中心前主任温迪·戴维斯对水泥袋的标准尺寸提出了质疑。她指出,一袋水泥的重量很适合男性搬运,但尺寸没必要做那么大。“如果袋子再小一点,女人就搬得动了。”戴维斯还对标准的砖块尺寸提出了异议。“我有一张我女儿(已成年)拿着一块砖头的照片。她的手没法稳稳握住砖头。但是(我丈夫)丹尼用手举起砖来合适极了。为什么砖块非得做那么大?完全没必要。”她还指出,建筑师作品集通常都是A1尺寸,夹在大多数男人的胳膊下都很合适,而大多数女人的胳膊不够长,没法夹住——她女儿和丈夫的照片再次证明了这一点。纽约职业安全与健康委员会同样指出:“标准的手持工具,如扳手,对于女性的手来说太大了,很难牢牢握住。”[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