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教育为自由

如果一种伦理系统以非常实际的态度评估各种实践经验的数据,那么它便能造福人群;但事实恰恰相反,很多伦理系统在评估实践经验、观察事物性质时,却不切实际到无可救药的程度,导致这种伦理系统自然弊大于利,遗患无穷了。

因此,直到最近,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坏天气、疯牛病、阳痿可能是因为邪恶的魔法师在作祟,而且有很多事例表明确实如此。于是,抓捕、杀死魔法师变成了一种责任;此外,这种责任已然白纸黑字写在神圣的《出埃及记》里了:“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7]以此种错误的观念为基础(在许多个世纪里,权势人物极端相信这些观念),建立起来的种种伦理系统和律法系统,制造了最骇人听闻的邪恶勾当。

在这些关于魔术的错误观念流行的年代,遍地监视、死刑盛行、冤死无数,种种恶果皆自成逻辑并强制执行。能与这样邪恶的时代匹配的,是不久前的纳粹德国。纳粹的伦理系统,其立论基础是关于种族的错误观念,且得到强制推行;披上合法外衣的暴行,其规模之庞大,则远胜过去的时代。

其结果便是,几乎没受多少阻力,人们便大抵信奉这样的社会伦理体系了。其实,它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它认定人类是一种完全社会化的物种,所有婴儿自出生起本质即一样,而个人乃是经由集体环境驯化出来的产品。如果这类观点无误,如果人类实际上真是一种完全社会化的物种,如果个人的差异性微不足道——而且通过适当的驯化可以彻底抹杀,那么,很明显,自由将不复存在,而国家也将公开正义地迫害那些追求自由的异端。

于是,个人好比白蚁,对白蚁窝的奉献便是纯粹的自由。问题是,人类并非纯然社会化的物种,人类只是适度群居;人类社会也不是一个有机体,并不像蜂房或蚁垤一样;人类其实是被组织起来的,所谓的组织,换一种说法就是为集体生活而临时安排的一架架机器罢了。此外,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如此巨大,即使有强力文化的熏陶与“熨烫”,最底层的“内容矿物”(借用W.H.谢尔登的概念)仍然保留着其内在的敏感特质——即使已经社会化;而病人与瘦弱之人的体内,也仍然保留着巨大的精力与体力;而最强的“外部矿物”将始终存留于大脑敏感部分。如此一来,人必定是内省的、过度敏感的。

在我的寓言小说《美丽新世界》中,通过基因控制和后天驯化,人的行为被塑造为适应社会需求;胎儿放在瓶子中培育;为了确保产出的胎儿具有高度同一性,社会便精选少量母亲,取其卵子,采用高科技手段,使这卵子一次又一次地分裂,于是造出了一百个甚至更多的成批成批的孪生子——他们一模一样。这样便能制造标准化的“机器人”,在标准化的机器上劳动。为保证这些“机器人”的标准化更加完善,婴儿生产出来之后,社会便以婴儿驯化、睡眠教育、嗑药等方式产生的快感,替代过去人类对自由、创造力的满足感。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已经指出,在当今世界,巨大的客观势力正在导向极权政治和管制社会。虽然个体通过基因控制成为标准化的人目前仍然不大可能,但是大政府和大财团已经或即将掌握我在《美丽新世界》里描述过的那种“思想操纵法”,还有其他一些邪恶手段,我那贫乏的想象力是无法预见的。

只因尚无法对胚胎进行同一性的基因控制,于是,在人口过剩、组织膨胀的未来的世界里,独裁者们只能把社会和文化的同一性强加在成人与儿童身上。为达此目的,他们将全面使用(除非被阻止)“思想操纵法”,并将毫不犹豫地通过经济胁迫和身体暴力,来强化这种非理性的劝导手段。要想避免这样的独裁社会,我们必须毫不耽搁,立刻开始教育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下一代,以确保自由和法治。正如我前面所言,关于自由的教育,首先需注重事实和价值。这些事实,包括了个人的差异性、基因的独一无二性;由这些事实则推衍而出相关的价值,包括自由、宽容、互爱。

可是很不幸,单单拥有正确的知识和合理的原则还不够。朴素的真理或许会被骇人的谬误所遮掩,而娴熟地吁求激情则往往败坏理性的决定。荒谬而险恶的宣传,其后效很难消除,除非训练人们学会分析宣传的技巧并看透其中的诡辩术。在人从动物境界跨入文明社会的过程中,语言起了关键的作用;但是语言也能唤起人心中持久的、系统化的愚昧,激起那种仿若魔鬼的邪恶——这可不像是人类的行为。其实,语言本来是能激起人心中种种美德的,比如做事有条理、深谋远虑、仁慈如天使。

语言有助于使用者关注人、事、物,即使人、物已不存在,而事情则已过去。语言定义了我们的记忆,它通过将经验转化为象征符号,能使即时的渴望、厌恶、仇恨、爱意转化为稳定的情绪和行为准则。通过某种我们完全意识不到的途径,大脑的网状系统能从海量的刺激因素中,选取少量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我们来说实际意义重大。从这些无意识中选择的经验,我们则或多或少有意识地选择、提炼其中一部分,从我们的词汇库中选择词语给他们贴上标签,并将之分类,立刻放入一个形而上学的、科学的、伦理的系统中,这个系统则由更高层次的抽象词语来为其中的概念一一命名。

这一过程有两种结果。其一,如果选择、提炼经验的过程能就事情的本质,以正确的观念系统做支持,并聪明地选择合适的标签,使其符号性质简单易懂,那么,我们的行为会倾向于务实、相对正派。其二,如果选择、提炼经验的过程以错误的观念系统做支持,并错误地选择、使用标签,其符号性质近乎无人能懂,那么,我们的行为将倾向于一种组织化的愚蠢,而且邪恶无比,这种愚蠢、邪恶的本性,感谢上帝,连哑巴一般无知无识的动物们(确实,它们都是哑巴,不能开口说话)都未曾有过呢。

在反理性的宣传中,自由的敌人们系统性地颠覆语言的本源,以甜言蜜语、恐吓威胁迫使民众如思想操纵员们所希望的一样思考、表达情绪、行动。故此,关于自由的教育(当然还包括爱和理解力,它们是自由的必要条件,也是自由的结果)必须首先解决正确使用语言的问题。在过去的两三代人里,哲学家们花费大量精力,致力于分析象征符号、意义。词语、句子我们每日在用,它们是如何关联到我们每日生活中都要处理的人、事、物的?讨论这个问题,恐怕要花费大量笔墨,且容易离题万里。

不过,我们只需要明确如下事实就够了,那就是:以正确的用语方式进行合理的教育所需的智识储备已然完成,它可以告知学生辨别正确、错误使用符号的方法,它可以覆盖从幼儿园到研究生的所有教育阶段,而现在,我们立刻就可以启动这种教育。其实,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的任何时候,它随时都有可能实施,但是,却没有地方可以用系统的方式,教育孩子学会辨别真与假、意义与荒谬。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长辈,即使生活在民主国家中,也不希望孩子们接受这样的教育!

关于这点,我们要提到宣传分析学院[8]那短暂、失败的历史——其实它在人类发展中有重大的意义。1937年,当时纳粹的宣传最喧嚣,也最有成效,于是,法林先生这位新英格兰地区的慈善家起而创建该学院。在该学院的支持下,专家们不仅对非理性宣传进行了分析,而且还为高中生、大学生编写了几本教材。但是,大战爆发了,这次大战的破坏力是全方位的,其对人心理的破坏,毫不亚于它对人身体的破坏。当同盟国政府都已经全力部署“心理战”的时候,还坚持对宣传进行分析,已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1941年,该学院关闭。